从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在党内会议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两幅画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夺取政权的烽火岁月中，朱德的名字与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回溯党的历史时不能不追念这位刚毅而又慈祥的老前辈。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文革”初定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可见心底如明镜。

  中华大地上虽然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自明清以后却同西方出现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代差”。当欧美依靠工业革命的成果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时，清军以农耕时代的刀矛和土火枪与之对抗。为了自强，中国人不得不向列强学习新战术，各省都仿照德、日军校兴办讲武堂。可是步人后尘的爬行式学习，培养的大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官，“徒弟”照旧被“师傅”欺负。

  朱德作为出身新军事学堂的旧式军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勇于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全新强军之路。他到德国学过称雄世界的陆军战术，到苏联研究过政治建军，又结合自己率滇军在山区剿匪的游动作战实践，在红军建立之初便思索一套独特的战术。

  由于红军的英勇和具有独特的战术，军以几倍、十几倍的兵力一次次到江西“围剿”，结果报纸上终年总是哀叹受挫，这也使“朱毛”之名天下传扬。与朱德的合作，持续了为时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的整个始终。当1949年10月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升起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两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恰恰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在鸟无头不飞的危急时刻，“客居”在这支部队中的朱德站了出来，自愿担任指挥。对这个旧滇军将领，干部战士们起初只感到他面容慈善，为人谦和，对别的方面并不了解。几天后，在武平县石径岭的一次遭遇战，使朱德一下子树立起威信。

  当时，一股民团控制住险要的山隘口，部队陷入一条山沟。后有追兵，每支枪又只剩几颗子弹。在千钧一发之际，朱德带领几个警卫人员沿着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忽然出现在把守隘口的民团后面开火。敌兵在惊慌之中搞不清多少人来包抄，落荒而逃。当起义军官兵急速前进时，大家清楚地看到朱德手执一支驳壳枪，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指挥大家通过了隘口。几十年后，当时任班长的粟裕大将仍对这一幕记忆犹新。

  面对着革命低潮，行军中不断有人开小差，2500人减到只有900人。朱德此时召集全体人员讲话说：“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无论如何，我是不走的。只要有二百条枪，我就有办法。”这种豪迈气概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感动了剩下的同志，大家跟着朱德走到湘南，又登上雄伟的井冈山，与毛委员会合。这支英雄部队作为种子，此后发展为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朱德后来能成为人民军队三任总司令，奠基之举就在于此刻的振臂一呼。

  在朱德元帅的纪念画册中，有当滇军旅长时穿呢军装、着黑皮靴的照片。他抛弃这一切上了井冈山后，却与战士穿同样的粗布衣，吃同样的伙食，并一起挑粮———“朱德的扁担”这一真实故事长久流传。正是靠这种精神感召，红军生活虽苦，大家都无怨言。当时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群众及敌兵俘虏初见鼎鼎大名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顶多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干部战士把军长叫做“伙夫头”，不仅有亲切感，这种形象有一次还起过救命作用。

  1929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混战中朱德被冲散，与一群敌兵相遇。敌兵看他年纪又大，衣衫又破旧，按旧军队的装束像个伙夫，只喝问道：“你知道朱德在哪？”他们要抓的这位红军最高指挥员向别处一指，敌兵便不屑一顾地舍他而去。

  1940年，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赓访问延安，说他最感动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参观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喊：“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马上脱衣上场。陈嘉赓此后到处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解放后，朱德仍经常想到群众中走走谈谈，对设置重重警卫非常反感。他说过这样的话：“一旦外出，就要有人前呼后拥，层层保卫，把自己同人民隔离开，使群众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是能够理解的。但在新中国，员也这样做，令人不可思议。”不过由于某些原因，朱德虽长叹却也难以扭转。

  “文革”期间，首都卫生系统造反派跑到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想开所谓“批判朱德、钱信忠（原卫生部长）大会”。没等召集，便有数千人在当年老民兵、老抗属带领下，手举扁担、锄头愤然赶来，大家高呼：“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个锅吃饭，怎么能打倒？钱部长好得很嘛！当初我们这儿大人小孩有病都是钱部长看的。”造反派们见状，吓得抱头鼠窜。朱总司令等军队领导人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几十年后犹在民心，真令人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