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朱德在战争时期是我军的总司令，“朱总司令”已成为人类最熟知的对朱德的称呼，“总司令”在党内则成为朱德的代称。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这是朱德的第一个总司令职务。

  此后，“朱总司令”成为人类最熟知的对朱德的称呼，“总司令”在党内则成为朱德的代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防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撤销中国人民总司令一职。

  从1930年到1954年，他曾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总司令，总共当了24年的总司令，并位居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1927年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已在潮汕失败，在三河坝顽强阻击敌人3天3夜来不及休整的第11军第25师和第９军教育团的指战员得知消息后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头上，许多人心情沉重，斗志锐减。

  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起义时任第９军副军长的朱德毅然决然地说：“我是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因为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部队不得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

  因为同上级党组织还没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给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沌，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都逃走了，甚至连师长、团长都逃走，就不要说各营、连长了。

  在此危急情况下，唯有朱德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带领部队，他和战士们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庄稼汉形象。

  而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成为了一个“伙夫头”，在此期间，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

  “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危难时刻、危急关头，朱德同志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极大的历史自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勇敢地选择了担当保存队伍、保存实力、保存革命火种的千斤重担，让身处困境、不知所措的官兵看到了光明，焕发了斗志，还让一支行将溃散的队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也就在此艰难时刻、危急关头，历史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他，官兵发自内心地选择了他。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井冈山朱德、的伟大会师，才有了井冈星火燃遍大江南北的局面，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朱毛会师井冈山，使朱德和紧紧连在一起，又因为有着共同的革命思想和追求，使朱德和成为互补型的最好搭档。

  最主要的是，如果与等在党内和军内因不同意见而争论时，朱德都能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并引以为戒，尽释前嫌，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与等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坚决维护前委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

  如，、朱德对井冈山根据地做全面建设时，由于中央的建议与两人制定的战略相左，在“撤离”、“开除党籍”的高压态势下，朱德和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时时刻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1928年5月，朱德到达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合了。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建立一个6个县苏区，逐步地在湘赣粤交界地区稳固苏维埃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扩展至更大的地区。这个战略同党中央的建议相悖，后者抱有快速扩展的冒进思想。在部队里，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一种是要立即攻打湖南省会长沙，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冒险主义；另一种是想退到广东边界以南，我们大家都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田分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４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锻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如何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直萦绕在红４军领导干部的脑海中，经常需要讨论研究，有时还会出现较大分歧。

  如１９２９年初，因党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进行非法组织活动，以至军内形成了一部分人拥毛、一部分人拥朱的不正常现象。

  在红４军党的“七大”会议上，对于误会自己甚至责难自己的同志，朱德进行了耐心说服和解释，同时采取坦率、严肃、与人为善、相忍为党的态度，认为有批评、有争论是好事情。

  “此次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热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双方都能坦然处之，即使是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

  因为当时包括朱德与等红４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井冈山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决定了井冈山斗争的艰巨性，加上军队的经济封锁，井山军民遭受的经济困难是空前的。

  “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

  在生活条件如此困苦的情况下，朱德等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吃苦，领导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生产自救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例如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军需工业、开辟红色墟场、组织熬硝盐、发动官兵挑粮创办造币厂设立公卖处，等等。

  以挑粮为例，身为红４军军长的朱德时年42岁，经常带头穿双草鞋，戴个斗笠，与战士们一样，挑着两萝共100多斤粮食翻山越岭。

  指战员们不忍心40多岁的军长与年轻人一样受累，都劝他不要挑粮了，劝说无效，又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以为军长就可以不挑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朱德自己动手用毛竹做成了一根新扁担，并在上面刻上字，又与战士们一起挑粮了。

  “你做啥样子，他就学啥样子。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也压痛了，虽然如此，但是你一挑，他们就都来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５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

  陈毅1929年9月1日在给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提到的那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就是当年红军官兵一致生活的真实写照。

  要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实现人民大众的自身解放和社会的根本变革，其主要途径是以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创建和建设无产阶级的军队。

  为创立和建设一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人民军队，朱德将马列军事理论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漫长岁月中，经过长期武装斗争的不断探索和对丰富治军经验的总结。

  这些不仅创立了一支中国直接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而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制定和提出了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原则；中国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明白准确地提出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执行铁的纪律；练兵要练智力、体力和技术等思想。

  这些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一直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里，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为广泛地动员和有效地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朱德系统论述了人民战争的实践主体、力量源泉和正确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战争的力量源泉来自于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就是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定地把人民群众作为革命战争的铜墙铁壁……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特征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这种特殊的历史境决定了弱小的人民军队，要以小克大，以弱胜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就一定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灵活的战术。

  朱德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从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合乎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以弱胜强的辩证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如根据战况变化制定战略方针；依据敌情变动确定战术原则；参照战争要素实施游击战术；依照辩证法则灵活机动用兵;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的唯物主义用兵方法。

  与此同时‚朱德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察、研究和分析战争及其内部的矛盾运动。正确揭示和解决了战略战术中的分散与集中，进攻与防御，打硬仗与打软仗，游击战与运动战等对立统一关系。

  他提出了有名的游击战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首先提出要用持久战略、游击战术、运动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付日本侵华军的进攻的理论。

  并且从战略的高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游击战理论，并最早提出和组织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思想，这些均有力地指导了革命战争。

  在创建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和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漫长岁月中‚朱德把马列主义军事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上创立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

  抗日名将、热血诗人范续亭先生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时，他没想到威名四海、力拔山兮的三军统帅居然朴素宽厚得犹如一个农家老翁。

  从南昌起义及井冈山血与火的斗争时期，有着“庄稼汉”、“伙夫头”称谓的朱德，不仅以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掀风雷、燃烈焰，领导和发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而且还以光明磊落的宽广胸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深深影响和带动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开创和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同时更以廉政奉公、勤政为民的思想和行为，在军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清风正气、奉行自律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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