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公认的中国红军之父，功勋卓著。他组织开垦南泥湾，倡导培育了南泥湾精神。他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称赞他是“人民的光荣”。他强调：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

  毛主席评价朱德用八个字：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这句话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是说事物达到一定宏伟的气派和境界，往往不会拘泥于某种形态，而是表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真正的声音力量来自于内心，而不靠表面。

  1966年11月，一位意大利记者曾问朱德：“您想在您身后留下什么样的名誉？”他淡然地回答：“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朱德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念念不忘“我是一个兵”，对士兵满怀深情，兵卒精神在他身上一直光彩熠熠。

  2018年3月10日，中央、国家主席、主席习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 盛佳鹏 摄 （新华社发）

  2018年3月10日，习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就是这么一位讲政德的光辉典范。他的一生可谓海纳百川、厚德载物，其崇高的人格风范最后浓缩为一个“德”字。

  朱德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信念坚定、一心为民、廉洁自律，锤炼道德修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因其高尚品德而广受敬重。

  朱德早年当过滇军的少将旅长，后来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抛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南昌起义失败后，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官兵相继离队，可谓大浪淘沙。朱德则留了下来，与陈毅一起领导了“赣南三整”，保存了这支革命的火种。他在天心圩整顿时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朱德这种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深受鼓舞，他也慢慢的变成为这支部队的公认领袖。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朱德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与张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顾全大局，始终维护红军的团结。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中央北上，并隔绝和的一切联系。

  朱德明确说：你这样的做法我不赞成，咱们不可以反对中央，要接受。并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处理方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的关系。

  经过朱德的耐心劝导，不仅一方面军同志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而且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被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打动，表示悔意。基于朱德在党内和军内的声望，张国焘拿他没办法，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起北上。

  △1936年11月底，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抵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与党中央会合。图为朱德与在一起。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朱德及时向党中央和汇报了他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听后非常感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对朱德一生思想品德所作的精准概括。

  朱德在担任红四军军长时，已年过40，他既是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统帅，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在井冈山与战士们一起挑粮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朱德如果要大家做什么事，都会先和下级商量；他从不争功，每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锋陷阵。

  他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和蔼、慈祥，没有一点官架子。陈毅在1929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道：“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他还爱兵如子，时常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在部队里面具有极强的亲和力。据回忆：“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母看待。”可见，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些年轻战士都把宽厚的朱德视为自己的慈父。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更是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

  1937年9月27日，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为了革命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得知老家的生母和养母都已80多岁，生活很艰难，只好给同学戴与龄写信求援：“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请求速寄家中，并申明“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

  朱德自始至终都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生活上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所以，评价朱德是“人民的光荣”。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曾多次尖锐地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因为他们居功自傲。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却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处处将一切功劳都归于党、归于、归于战友、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一个普通的员。

  1949年底，他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有几十位乡亲一起走出大巴山，来到重庆，准备去北京看望他，也就是想投奔他。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领导：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一个也不要见。后来，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又把他们送回了老家。

  当然朱德也不是这么不近人情，为了报答家人支持他读书和革命的恩情，决定让家族每户送一个小孩来北京求学。后来共有十几个孩子来京住在他的家中，朱德用自己的工资供他们读书，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1951年朱德65岁寿辰，仪陇又派人到北京看望他，这次见着了。看望之余，他们还代表家乡父老乡亲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二是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战场上没有的普通士兵，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在他的坚持下，仪陇县城没有搬，县名也没有改。

  1960年3月朱德终于回到了老家，但他得知当地政府要为他建一个“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后，他不同意，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后来改成了一所学校。用他的话就是“要让更多的娃娃有书读”。

  朱德的女儿朱敏命运多舛，特别是二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俘虏，在集中营遭受非人迫害，却奇迹般活了下来。朱德对她虽心存愧疚，却公私分明。从参加工作之后，朱敏便离开了父亲居住的，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年。朱德的家教很严，要求他的后代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接“官”。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各自在普通的岗位做着平凡的工作。

  朱德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在报考云南讲武堂的时候改名为朱德。正所谓人如其名，朱是赤、红的意思，德是品德的意思。朱德的德行与日月同辉，他的名字也被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解读为“红色的品德”。

  △1975年3月5日，89岁的朱德曾题写“革命到底”手迹。他半生戎马生涯，半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这是朱德1976年存款清单。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

  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朱德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举世公认。他在抗日战争中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范是抗战精神的重要内容，可以让我们永远学习、传承和发扬。

  △朱德在华北抗日战场。朱德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指挥八路军各师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抗战伊始，朱德就支持中央的抗日方针，从始至终坚持北上抗日。七七事变后第七天，朱德就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这样的誓言：“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此后，他在《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和《留别西北同胞书》中又写道：“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

  正是有了无数像朱德这样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中国人民才能迅速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是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朱德在中央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推动国内和解、团结抗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他多次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的大多数党员需要这种团结，、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抗战初期，他真诚团结友军，积极努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中国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顽固派制造的军事“摩擦”，朱德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既坚持了原则，又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方法，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朱德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必胜信心，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他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我是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他与彭德怀等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迅速打开敌后抗战新局面，建立了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圆满落实了中央布局，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的忠诚，在党内、军内有口皆碑。他“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困难时刻、危险面前敢于担当重任，为了民族的解放，不辞辛劳。

  全面抗战爆发时，朱德已年过半百。但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0年5月回到延安期间，他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他先后奉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为国共合作抗日立下汗马功劳。他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并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他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1940年7月，他还和彭德怀、左权共同指挥了“百团大战”。

  朱德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对战争进程作出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他坚定地认为“日本并不那么可怕的魔鬼”，我们也可以打败日军。他提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他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的重要思想武器。

  他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每次战役结束，他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他还多次撰写文章，概括、总结战争经验和战略战术。在党的七大上，他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自身也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而肩负要职、功勋卓著的朱德却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始终以一名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连一向挑剔的西方记者也由衷赞叹。

  当时访问过延安的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爱泼斯坦说：“五十八岁的朱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亲，在干完一天艰苦而又令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纽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淳朴的智慧。”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

  朱德的家书更是他高尚情操的体现。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急切地写信询问自己的两位母亲是否还健在，同时希望培养自己的子侄辈们上革命前线。他写道：“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不久，他的外甥来到山西，得知两位母亲仍然健在，但都已八十高龄，家中经济十分艰难，他只能向川中好友戴与龄借贷二百元寄到家中，稍尽心意。朱德对家人的关心爱护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每一个员和领导干部树立了楷模。

  总之，朱德在伟大抗日战争中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范，集中体现了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既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