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颐寿（1462-1538），明湖广巴陵人，字天和，号梅田,生卒不详（也有材料说他生于天顺六年，卒于嘉靖十七年，姑从此说）。据《颜氏族谱》记载，宋绍熙二年（1191），宦游于楚的江西吉水县人颜东乔在岳阳城西（今颜家巷）安居下来，是为颜氏岳阳基祖。依照世系，颜颐寿是东乔公世下裔孙受二公的曾孙。至今，他还有部分直系裔孙居住在岳阳楼区花板桥一带。

　　颜颐寿自幼聪明机警，所读之书简直过目不忘，加上他性格温厚，眉目清秀，蓄着几绺如关云长般的美丽长须，当地有识之士都特别推重他，说他将来必成大器。成化癸卯年（1483），年方二十一岁的颜颐寿芳华实现志愿，乡试中举，成为州县生员读书获取功名的典范，一时誉满巴陵大地。弘治三年（1490），颜颐寿成功登第，庚戌科殿试位列三甲第134名（钱福榜），赐同进士身世。他充溢荣光之后苍凉离场的官宦生计由此敞开。

　　公私分明，颜颐寿并非出自世家大族，但他的官路却走得比较顺利。放榜之后的颜颐寿就被任命为河南宝丰知县，小试身手之后，即于弘治七年（1494）转知河南淇县。新来乍到，颜颐寿在微服私访中发现，淇县大众负担沉重，虽终岁劳累仍捉襟见肘，更为严重的是当地瘵病（肺结核）盛行，很多青壮劳力因而而一病不起。颜颐寿怀菩萨心肠,行响雷手法，一面推广轻徭缓赋，与民歇息，还为病者延医送药；一面临奇货可居、贩贱卖贵的不法富户予以坚决冲击，遇到灾荒，则发起当地巨贾大贾出钱出粮接济穷苦人家。秉持一颗爱民之心，颜颐寿宵衣旰食，席不暇暖，短短四年，经济凄凉、民生困难的淇县呈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形势，当年的菜色之民皆欣欣然有喜色。弘治十一年（1498），朝廷依据考成，颜颐寿被选拔为贵州道督查御史。老大众是最懂感恩的，离任的音讯甫一传出，淇县大众不管老幼，遮道拥辙，慰留之情，难以言表，“留之不得，乃立生祠（位于今淇县南门巷里‘三仁祠’右，笔者注）设像其间，岁时祀祭。”明翰林院编修张衍庆编撰的《大明前临淇之颜公生祠记》云：“……乃弘治甲寅易简以繁，改治兹县，惠而立廉，其昉至，曰：‘淇子若子也,吾何故子其吾民也,矧宽一分之财,受一分之赐,凡矢心殚力者,厥罔不为亦不忌所难’。”曾任淇县训导的宰廷俊题写的一首《名宦祠题颜公》亦可纪当年之盛，兹录如下：

　　淇县的超卓管理，显现了颜颐寿过人的行政才能，也让他在朝野中树立了杰出的口碑。从此，他一路顺风，官运亨通：正德二年（1507），升光禄寺少卿。正德三年（1508），升大理寺右少卿。正德五年（1510），升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佐理院事。正德十年（1515），丁忧守制五年后补原职，仍理院事。正德十二年（1517），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理院事。正德十六年（1521），升刑部右侍郎转升本部左侍郎。嘉靖二年（1523），升南京礼部尚书转任南京户部尚书。嘉靖三年（1524），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四年（1525），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笔者注），掌院事。嘉靖五年（1526），改刑部尚书。

　　颜颐寿能文能武，他终身屡次参加平叛，勋劳卓著。弘治年间，广西瑶民起兵作乱，占有官府，永无宁日。朝廷屡次用兵，怎么办朝平昔叛，收效甚微。正德元年（1506），他受命巡按广西，令人广发传单，申令元凶必惩，胁从不问，借此分化瓦解暴乱分子。一同，集中兵力进剿收捕，暴乱不日荡平。思恩州土司岑浚负险谋叛，州县轰动，诏令总镇宦官韦经、伏羌伯毛锐、都御史潘蕃出动军队征讨，令颜颐寿为监军。颜颐寿参加出谋划策，协同指挥，在巨大的政治攻势和武力威胁之下，岑浚束手待毙。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巡抚孙燧密告宁王朱宸濠密议暴乱，明武帝诏令颜颐寿同司礼宦官温祥、驸马崔元前往南昌查明实际，收其护卫，令其偿还所夺之田。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在南昌发起的暴乱，占领九江、南康后，率水军沿江东下，出江西，攻安庆，欲取南京。颜颐寿一面将朱宸濠的反状据实上报，一面起草讨逆檄文，声讨反贼，号令勤王。终究在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等勤王军的夹攻之下，宁王暴乱仅43天就被殄灭。

　　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颜颐寿体恤大众，具有着剧烈的民本情怀和政治大局意识。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之后，荒淫无度的明武宗自封“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以南下“亲征”为由，万余扈从官兵展开了一场规划空前的南下出巡游乐活动，从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起程到次年十月才出师回京。每到一处，文武百官需戎装步行迎送车驾，当地不堪其扰，深受其害。正如王守仁所说：“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颜颐寿耳闻目睹这一荒诞行为，深以为忧，乃上疏陈情：“南京底子重地，库房无数月之储，存有隐忧，乞留浙广储省兑运米拾万石以作军饷”，还主张“查办赋税及裁节冗费”，明武帝逐个附和了他的奏议，然后安靖了人心，安稳的形势。

　　嘉靖五年，64岁的颜颐寿趾高气扬地登临了人生的巅峰。尽管，他之前也曾担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但那是在南京，与北京的刑部尚书比，明眼人都知道，其含金量是不能够道里计的。假如命运垂青，宦途更顺一点，入阁为相，乃至担任首辅，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盛极必衰，月满则亏，祸福相依，自古一理。颜颐寿或许做梦都没想到，人生的至暗时刻正一步步朝他迫临。

　　有道是，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摇摆几下翅膀，就能够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一个微乎其微的民间小案，居然演变成一桩惊天大案，作为主审此案的刑部尚书颜颐寿不幸卷进这一巨大的政治旋涡，终究丢官坐牢，郁郁而终，让异代乡友读史至此，不由为之掩卷扼腕，兴浩天长叹。

　　嘉靖五年（1526），山西徐沟县人薛良，告发当地一个叫张寅的巨贾是朝廷的在逃通缉犯。薛良称张寅本名叫李福达，曾在山西参加谋反，放逐逃脱后，改名李五，流窜到陕西进行布道活动，鼓动暴乱，失利后再次逃脱，化名为张寅，后纳粮买官，竟当上了山西太原卫指挥使。山西当地官及御史马录审问成果证明，张寅即李福达，拟李福达谋反罪。李福达因编造技能遭到武定侯郭勋的欣赏，因而，郭勋向马录写信，要求放过李福达。马录不附和，与山西巡抚江潮一同联名上奏此案实际通过，并弹劾郭勋是李福达同党，有必要明正典刑。都察院在复核案子时也附和马录定见，上奏郭勋有阿谀背叛罪。原本，嘉靖皇帝现已附和了都察院磔死李福达的议定计划，并下旨对郭勋严词责问。但朝中大臣不依不饶，尤其是给事中刘琦、御史高世魁等30多位言官交章弹劾郭勋“交通逆贼，明受贿赂”，李福达“既应伏法，郭勋亦无可赦之理”。事情闹到如此境地，郭勋再也坐不住了。他一面不断上疏为自己各样辩解，一面大打悲情牌，施行攻心术，坚称自己之所以遭此横事，彻底是因为当年大礼议时开罪了这些廷臣，现在他们借机冲击栽赃，竭力将这一民间诉讼引向政治斗争。又请出当年大礼议时的同党张璁、桂萼为自己支援。

　　“大礼议”是产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间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辩。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时年三十一岁的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朱厚照无嗣，遵从兄终弟及的古制，终究选取了年仅十五岁的兴王朱厚熜承继皇位，也便是之后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后，以时任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朝臣以为，按帝系承继准则，以小宗入嗣大宗，由旁支入继正统，有必要称伯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称亲生爸爸妈妈为叔爸爸妈妈，既继统又继嗣。嘉靖皇帝不愿屈服，乃至以“避位奉母归藩”相挟制。刚中进士的礼部观政张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基层官员为投合帝意，支撑“继统不继嗣”。嘉靖三年（1524）七月，明代尖端规划的一次朝臣示威活动在左顺门迸发，遭到嘉靖皇帝的血腥，长年累月的大礼议事情终究以“继统派”的全面成功而告终。

　　因为大礼议事情，张璁、桂萼等人与廷臣曾产生过剧烈的争斗，此中过往阅历，年青的嘉靖皇帝可谓了然于胸。现在旧事重提，张璁、桂萼天然流露出物伤其类的悲情，或许还忧虑自己罹受池鱼之灾。史载：“张璁、桂萼素恶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廷臣表里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帝深化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勋益急，帝益疑。”

　　至此，作为刑部尚书的颜颐寿就逃无可逃地被架上了火炉。颜颐寿久历官场，自正德三年（1508）起，他一直在大理寺、督察院任职，对案子的监督审理天然驾轻就熟。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颜颐寿视公正廉洁为人生信条，如他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下一年当朝，会表里大小臣工咸就查核，公持衡秉鉴，旌别黜陟，全国服其公。”但是，此案的一边是猜疑重重的皇帝，一边是群情汹汹的朝臣，他感到压力山大，打的主见是两端都不开罪，争夺赶快结案，息讼宁人。

　　因而案牵涉朝廷重臣，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二十六日，嘉靖帝采用都察院的主张，行文山西将此案移送三法司公评。嘉靖六年（1527）正月初六，李福达及30名人证被逮至京，嘉靖帝诏“三法司于京畿道会问”。二月二十二日，颜颐寿和都察院、大理寺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奉旨在京畿道会审李福达，没办法获得归一口供，但颜颐寿附和马录之说。三月二十六日再审，颜颐寿报告成果时仍执前词。颜颐寿向嘉靖帝陈言，“陛下知徐沟之张寅为无干，不知道其先洛川之李五，乃崞县之李福达也。”乃具狱报请判决。但是，嘉靖帝猜疑作祟, 复命会九卿大臣鞫于阙廷。四月四日，颜颐寿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正官齐集故宫午门前再审李福达。李福达起先在众证面前昂首缄默沉静，后又以薛良曾说他身上有龙虎形、朱砂字，可查验却无为自己作终究的辩解。颜颐寿当廷将李福达批驳得哑口无言，所以具各人口供递上。嘉靖帝坚持以为颜颐寿等偏情回护。颜颐寿见状被逼退让,再次向嘉靖帝上疏：“臣下自固执，恐误陛下失之轻纵，异时人心摇摆，臣即死莫逃欺罔之罪。”所以，“改拟张寅造妖言律斩，其子张大义等不在连坐之数”。嘉靖帝仍不附和，反而责备他们“朋奸肆诬。”

　　四月下旬，嘉靖帝下诏着锦衣官逮马录赴京，下镇抚司狱，一同径取原审各官李璋、李珏、江潮等来京受讯。山雨欲来风满楼。凭着数十年宦海历练的直觉，颜颐寿意识到此案大有来头，再次向嘉靖帝标明心迹：“福达反状甚明, 法难轻纵。况彼以神奸妖术利诱人心, 臣等若不能执，一或纵舍, 异时复有洛川之祸。臣虽伏斧钺, 何抵欺罔之罪。”但自以为是的嘉靖帝明显现已听不进他的任何申诉了，颜颐寿理解，此案若无法让嘉靖帝满足，是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通过重复权衡，七月初十，颜颐寿上表称病乞休。嘉靖帝目睹颜颐寿要撂挑子，不只没有附和他的奏请，反而更为光火，还明旨训斥颜颐寿等人：“且不究治，都着戴罪就事，待再问理解，一总发落。”在此高压之下，颜颐寿只好再次鼓励从事。八月初三日，颜颐寿再次掌管会审，案子呈现惊天反转，山西原审案官员当庭把之前的断定定论悉数推翻，那个最早弹劾郭勋的马录也供认自己渎职。鉴此，会审成果将薛良定为诬告罪，张寅被宣告无罪。颜颐寿将此成果报请圣裁，嘉靖帝仍是不满足。以为三法司官敷衍了事, 结伙欺君, 诏令锦衣卫将颜颐寿等一众办案官员坐牢。

　　八月初五，嘉靖帝命令改组三法司，命宠臣张璁、桂萼、方献夫别离掌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业务，彻查此案，并追责制作冤案的官员。张、桂、方三人投合嘉靖帝意旨，再审马录，严刑拷打, 五毒至极，“录不堪刑，自诬故入人罪。” 终究，嘉靖帝悉数采用了桂萼的定见，将此案定为诬告，李福达被释，颜颐寿等法司及科道官员40多人坐牢，其间10多人刑讯而死。随后，颜颐寿撤职家居，终身未被重用。嘉靖帝命都察院刊布诏条，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全国。

　　南湖，巴陵的景色佳绝处。诗人张说在他的《灉湖山寺》中写道：“云间东岭千寻出，树里南湖一片明。”诗仙李白对南湖更是赞誉有加，“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嘉靖六年（1527），颜颐寿无比落寞地回归故乡，在美丽的南湖边安顿下来。从弘治三年（1490）登第入仕算起，除了半途因丁忧守制，回乡时刻短歇息了几年，一晃37年，颜颐寿不是在当官，便是在当官的路上。说实在的，他早已厌恶了离心离德的官场日子，此刻，无丝竹乱耳，无案牍劳形，不正是他渴仰的休闲韶光吗？韶光最易把人抛，当年一夜看尽长安花时，多么英姿勃发，只可惜归来已是鬓发如霜，可真实让他伤感的仍是情面的冷酷。为了不给当地添乱，也为了逃避世人的冷眼，官府的送往迎来，他一概推辞，慕名而来的访问，他也婉言谢绝，每天的功课要么是哦诗谈道，要么便是艺蔬养蚕。诗可养性，写诗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算了，更何况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只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加上特别的政治原因，颜颐寿的诗文存世不多，仅光绪版《巴陵县志》收录了他的二首诗。

　　这两首诗都没有注明写作时刻，但从诗情来看，《题岳阳楼》颜色亮丽，估量是他丁忧期间的著作；《游洞庭湖》则沉滞郁闷，一看便是其晚年居乡时所作。

　　南湖边的虎形山存放着他的念想，也保藏了他的荣耀。正德五年（1510），就在他刚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之时，千里之外传来了母亲病逝的凶讯。正准备起程回家照料凶事，刚好遇上明武宗为皇太后上尊号，有赐典。所以，颜颐寿上书朝廷为母亲乞封，皇上准奏，赠颜母邵氏为恭人。治丧期间，他请其时的国史总裁李东阳为母亲编撰墓志铭，又请吏部尚书杨一清亲笔书写，撰文书丹者“楚中三杰”奄有其二，一时被士林传为佳话。不久，他的父亲颜公辅逝世，他又向朝廷为父亲讨得了中宪大夫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封号。父亲出葬那天，武宗皇帝差遣特使参政曹公昆谕祭，相同为他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名誉。往事历历，让人怀想，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昙花一现。他一介戴罪之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曾经他忙于公事，对后代的教育顾不上，当今无官一身轻，正好可补偿这一缺憾。苏东坡曾有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终身。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异代不一同，彼时颜颐寿的心境或许与当年苏东坡正好暗合，所以，每逢和后代及宗亲一同集会，他总忘不了叮咛几句：“廉洁奉公，毋辱门祚至愿也，富有奚羡耶。”

　　嘉靖十七年（1538）十月，怀着对实际无尽的惋惜和对未来剧烈的巴望，一代尚书颜颐寿撒手人寰，享年七十有七。家人将他草草安葬在虎形山颜氏墓地，依规则，他的生平著作禁绝刊刻，终究都散佚殆尽。嘉靖二十四年（1545），湖广提学副使王公嘉宾，依照巴陵习俗将颜颐寿归入名贤榜，奉于乡贤祠，官府的春秋祭祀他才挂上号。嘉靖四十五年（1567），嘉靖帝驾崩。或许是因为严嵩擅权，朝纲废驰，怨声载道，为了谐和朝野之间的对立，内阁首辅徐阶起草遗诏，“‘大礼’大狱、言事开罪诸臣悉牵复之。”颜颐寿总算迎来迟到的正义，朝廷为其，追复官爵。隆庆三年（1569），又下诏加封颜颐寿太子少保，谥“荣襄”，并按尚书之礼赐葬于巴陵南湖之畔（今南湖公园姜家咀，原颜家咀，笔者注），至此，颜颐寿总算盼到了应有的哀荣，只可惜他的骨骸已差不多化为尘土了。

　　我在南湖公园漫步时，常从颜颐寿的墓前通过。这是怎样的一块墓地呀，没有奢华的墓园碑砌，乃至连拱起的土封也没有，四周杂草丛生，只要一块岳阳市市郊人民政府立于一九九四年十月的石碑显现其存在，让人不忍瞻谒。颜颐寿的墓园毁于何时，已不可考；当年赐葬规制怎么，县志、家谱上都没有图影佐证，好在手头有一份王启的墓葬材料能够帮咱们大体复原旧观。王启（1465—1534），字景昭，号学古，明黄岩柏山人。嘉靖三年（1524），王启任刑部右侍郎，成为颜颐寿的副手，与他一同坐牢，一同，也一同赐葬。“朝廷下旨，在黄岩县城南门建‘少司寇坊’，在院桥柏岙建‘进士坊’和‘亚卿坊’，在宅前建‘圣旨坊’和‘旌章太淑人节妇坊’，在墓前建‘皇明赐葬祭坊’、碑亭内立有两碑。墓道两边设有石人、石马、石虎、石羊、华表柱等。”（摘自《浩然正气王侍郎》）颜颐寿职级高于王启，赐葬规制应在王启之上，因而，从上述引文中是可彻底管窥颜颐寿墓园当年的气候的。

　　岳阳作为历史背景和文明名城，对文明名人的尊重便是对文明的尊重。南湖新区要打好旅行牌，从头修葺颜颐寿墓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祈求这一天提前到来，让这位身世崎岖的大明尚书真实能安卧在南湖之侧，见证一个巨大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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