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之父”“永远的总司令”彰显了朱德在人民军队中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少听到朱德的事迹，历史书上也就井冈山朱毛会师有点存在感。其他时间好像没干什么？论打仗，彭德怀，粟裕，，都比他牛，可是偏偏朱德却是十大元帅之首。

  但是要知道要朱德出道早，而且比谁混的都好。连跟他一起出道的哥们，都混到诸侯大员的地位。朱老总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就是顶层人物，长征途中，和军阀们打交道，朱老总这面子是很重要的。因为朱德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所以在北洋时期就有着极其高的资历及崇高的威望。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山区的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是客家人，所以后来朱德从四川到了云南。

  客家人是相对土家人而言的，起源是两次汉族南迁，第一次中原汉族南迁是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第二次中原汉族南迁是南宋时期。因为宋朝时期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的户籍为“客籍”，所以 “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因为新移民与原住民因为资源之争，所以一直存在“土客之争”。抗日战争中十大战区司令长官有六位是客家人（张发奎、薛岳等），我党部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为朱德，参谋长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均是客家人。因为客家人在当地较土家人相对弱势，所以朱德虽然是四川人，但他的发展起飞，却是在云南。

  1905年，朱德用“朱建德”的名字考中府试，所以朱德当时是已经是秀才了，可以考举人了。但因为第二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所以朱德去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学习，毕业后回仪陇县当了小学体育老师。1909年，朱德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了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同时加入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

  云南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名气很大的军事院校，类似后来的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校长：蔡锷。教官包括：唐继尧,李烈钧,顾品珍,赵又新等人，西南地区的军事将领都是这所学校毕业，朱德同期的同学包括：朱培德，金汉鼎，唐淮源，范石生等人。越南人民军首任总司令武元甲，朝鲜人民军首任总司令崔庸健，新中国元帅都是朱德的学弟。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蔡锷等人也在云南地区发动了“重九起义“，朱德当时担任滇军74师二营连长率军参与攻打云南总督府，因为战斗表现优越晋升为少校营长，随后因为在边境地区参与剿匪等军事活动表现极好晋升为上校团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组建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军下辖三个军：护国第一军由蔡锷率领进入四川，护国第二军由李烈钧率领进入广东，护国第三军由唐继尧把持坐镇云南。朱培德此时在李烈钧的第二军担任营长，护国第二军最终变成了北伐时期的第三军，朱培德后来担任了军队的参谋总长，护国第三军最终被“云南王“龙云接手，称霸西南。朱德此时的资历与级别均在朱培德与龙云之上，能想象朱老总的江湖地位。

  朱德是随蔡锷的护国第二军进入四川，当时第二军下辖两个梯团（相当于旅），每个梯团下辖2个支队（相当于团），顾品珍的梯团,赵又新的梯团，因为顾品珍与赵又新都是朱德云南讲武堂的老师，所以朱德一开始在顾品珍的梯团担任团长，随后又被借调倒赵又新梯团担任团长。护国第二军总共两个旅四个团，朱德是四个团长之一，而且在两个旅中都任过职。所以在进入四川的滇军中朱德的地位仅次于蔡锷，顾品珍，赵又新等人，这也是后来孙中山要请他出山的原因。

  护法战争爆发后，顾品珍与赵又新的部队已经扩编成军了，朱德在赵又新的部队中担任旅长，此时赵又新的部队下辖两个旅一个独立团，旅长分别是：朱德与金汉鼎，独立团的团长是杨森（后来的四川王）。护法战争结束后，四川的本地派系熊克武号召”川人治川“，随后四川军阀开始了赶走云南的军队，双方激战。赵又新在双方战役中阵亡，最终朱德与金汉鼎随顾品珍回到云南，而杨森则留在四川加入了四川的军阀混战。

  顾品珍回到云南赶走了唐继尧，担任云南督军，金汉鼎出任云南省长，朱德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和警察厅长，朱德与金汉鼎此时属于有职无兵的状态。朱德在云南担任警察厅长的时候救了当时落难的何应钦一命。何应钦因为在贵州军阀斗争中的”五旅之争“中被赶出贵州流落到云南，在昆明被仇家暗杀中枪，是当时的警察厅长朱德派人把他送到医院并进行保护的，何应钦伤好了后，后来去了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所以何应钦一直说朱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由于唐继尧的反扑，顾品珍被唐继尧收买的土匪暗算，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后，朱德与金汉鼎，唐淮源逃到了四川杨森处，杨森表示要朱德在自己的部队担任师长，金汉鼎担任旅长，唐淮源担任团长。由杨森的表现来看，朱德的地位要比金汉鼎，唐淮源两人高很多。

  由于四川内部开战，朱德等人离开了四川前往上海，在上海朱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以十万元军饷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桂军、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认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对此表示婉拒。之后，朱德面见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陈独秀态度冷淡，认为他军阀气息太重，不愿接收他为员。随后，朱德又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社会科学。并在1922年10月在德国柏林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在德国加入中国。因为朱德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朱德被驱逐离开德国后来到苏联，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

  1926年夏，朱德回国，受邓演达委托，利用旧有关系到杨森的川军动员北伐，成功说服杨森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20军，朱德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随后与杨闇公、等人，领导泸顺起义，策应北伐战争，打击了四川军阀刘存厚。

  顾品珍死后，顾品珍的部队整编成为五个旅，第1旅（旅长：杨池生），第3旅（旅长：杨希闵），第4旅（旅长：杨如轩），第8旅（旅长：范石生），第9旅（旅长：蒋光亮）。第3旅与第8旅是原来顾品珍的老部队，第1旅与第4旅是原来赵又新的部队，因为群龙无首，所以五个旅形成了分裂，第3旅与第8旅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政府，第1旅与第4旅及第9旅临时投靠了北洋政府。

  1926年7月，进行北伐，滇军各部纷纷加入北伐军序列。在广东的滇军部队整编为北伐第三军，朱培德担任军长，北伐军进入江西地区，原顾品珍旧部第3旅与第8旅扩编为第十六军，范石生担任军长。原顾品珍旧部第1旅与第4旅及第9旅扩编为第九军，金汉鼎担任军长。广州的国民政府为了统一指挥，滇军各部合编为第五路军，朱培德担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下辖：第三军，第九军与第十六军，朱德担任第五路军总参议（国军中类似政治参谋，高于军事的总参谋长）朱德虽然是第五路军总参议，但没实权，后来在金汉鼎的大力推荐下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朱德总司令在中的威望和地位是在“南昌起义”中建立的，当时南昌起义主力部队主要是三支：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二十军，朱德的第九军。

  南昌起义前，朱德找到第九军老同学金汉鼎商量起义，金汉鼎对起义问题并没有表明态度。所以南昌起义指挥部把第九军也纳入起义序列，争取第九军二十八师韦杵部加入起义部队，因为韦杵是原来朱德的老部下，因为种种原因韦杵部没有参加起义，所以第九军最终只是一个空架子。朱德手下参加起义的部队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顺利利地进行。陈毅元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客观来说，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很是有限。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由于蒋介石部队的反扑，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与周士第25师殿后，坚守三河坝，抗击钱大钧部3个师的追击。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留守部队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留守部队本想去寻找主力，路上遇到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才知道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的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能想象当时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对前途更是一无所知，就在此时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些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施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各位明白，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仍旧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因为部队已完成建制，部队在天心圩进行整编。全军800人左右编成一个纵队下辖9个连（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当时担任2连连长，粟裕担任2连指导员。

  朱德率领八百人在湘粤赣边进行游击战争，由于得知老同学范石生的部队驻湘南，同时范石生也得知朱德率部正在附近活动，便派人寻找朱德，双方取得联系。朱德部队的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走；南昌起义军改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部队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范石生又委任朱德为第十六军总参议。在范石生部，朱德能自由活动，进行政治宣传，并在附近地区组织赤卫队及农民自卫军，开展土地革命。由于有人告密，蒋介石下令范石生逮捕朱德，范石生通知朱德离开说：“最后的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临走赠给朱德数万元大洋及各类军需装备，并且让朱德带走了一个营的兵力。最终，朱德率部赴湘南，后来到了井冈山与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胜利会师，组建红四军，创建了我党的第一支正规武装部队。

  1935年6月红一主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面对北上的决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愿意执行。为搞好团结，朱德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但被张国焘一口拒绝。事实上，懋功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减员严重、装备给养困难，自恃兵强马壮，便打起了恃强夺权的如意算盘。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重新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等人。会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桌子上的茶杯应声摔碎在地上：“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被编入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各级指战员对张国焘违反中央决定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些干部甚至酝酿私下拉部队去找中央。为避免因擅自行动导致更严重局面，朱德曾对他们说：“我们肯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在朱德的开导教育下，大家才隐忍下来，并在事实上成为牵制张国焘的重要力量。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对于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并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没有办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曾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并挥毫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早年当过滇军的少将旅长，后来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抛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

  南昌起义失败后，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官兵相继离队，可谓大浪淘沙。朱德则留了下来，与陈毅一起领导了“赣南三整”，保存了这支革命的火种。因为朱德这种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深受鼓舞，他也慢慢的变成为这支部队的公认领袖。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朱德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与张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顾全大局，始终维护红军的团结。

  朱德在担任红四军军长时，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在井冈山与战士们一起挑粮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朱德如果要大家做什么事，都会先和下级商量；他从不争功，每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锋陷阵。他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和蔼、慈祥，没有一点官架子。爱兵如子，时常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在部队里面具有极强的亲和力。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更是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些年轻战士都把宽厚的朱德视为自己的慈父。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曾多次尖锐地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朱德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处处将一切功劳都归于党、归于、归于战友、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一个普通的员。

  朱德65岁寿辰，仪陇派人到北京看望他，看望之余，他们还代表家乡父老乡亲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二是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战场上没有的普通士兵，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所以在他的坚持下，仪陇县城没有搬，县名也没有改。后来朱德回到了老家，但他得知当地政府要为他建一个“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后，他表示不同意，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后来改成了一所学校。用他的话就是“要让更多的娃娃有书读”。

  朱德的原名叫朱代珍，改名是他立志报效国家报考云南讲武堂的时改的。正所谓人如其名，朱是赤、红的意思，德是品德的意思。朱德的名字也就代表着他的“红色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