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1223—1275年），元初名儒。字伯常，本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幼遭金末兵乱。金亡后迁居河北，家贫好学，被守帅张柔、贾辅延为来宾，教育诸子，得读两家藏书。曾从学赵复，研习程朱之学。蒙哥汗三年（1253）初，对忽必列言治国安民之道，深得欣赏，留在王府。九年，随忽必烈攻鄂州，建议与贾似道议和，北返争夺汗位。中统元年（1260）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当国信使，奉诏使宋，被奸相贾似道拘于线），忽必列再次发兵攻宋，郝被释。回归途中患病，至大都不久逝世。作为政治家，郝经对立“华夷之辨”，推重四海一家，建议全国一统；作为思维家，郝经推重理学，期望在蒙古人汉化进程中，以儒家思维来影响他们，使国家逐步走向大治；作为学者文人，通字画，著作颇丰，收于《陵川集》中。

　　郝经郝经（1222—1275），字伯常，鼻祖郝仪由太原迁至潞州（今长治市），八世祖郝祚又迁至泽州（今晋城市）陵川。郝经的先人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业儒、匮徒不仕，教授乡里，为一郡望族。郝经的祖父郝天挺以教育有方出名。郝经出生于金末浊世。金正大八年（1231），随爸爸妈妈避难于河南鲁山。次年，蒙古兵锋南下，郝经又随爸爸妈妈北渡，迁徙顺天（今北京）。其父亲首要靠教授生徒牵强保持一家六口人的日子。其时郝经已12 岁，“始知学”，开端就读于铁佛寺僧张仲安之南堂，凡五年。他“以兴复文雅，道济全国为己任。读书则专治六经，悉心伊洛之学，涉猎诸史子集”。因为郝经以其学识品德逐步拔尖，乃马线）今后，他先后被蒙古元帅贾辅和张柔延聘，在他们家中设馆教学。张柔家中赋有藏书，郝经尽得观览，视野愈加开阔，学识上也有了极大出息。在贾、张二世侯家做教师期间，郝经结识了金朝遗老元好问和理学大师赵复。元好问遂相与论作诗作文法。郝经欣赏元好问的学识和为人，称其为“一代宗匠”，并执弟子礼。郝经屡次参见赵复，与他交游论道。赵复非常欣赏郝经，称“江左为学读书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气立于六合之间者，盖亦鲜矣”。[2]

　　元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开府于金莲川。郝饱尝推荐，忽必烈遣使两次召见，后随使奉诏北上。六年（1256）正月，见忽必烈于沙陀，忽必烈向郝经问以经国安民之道和帝王当行之事，郝经“征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对，且告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忽必烈“喜溢不倦”。 “自后连日引对论事，甚器重之，且命条奏引欲言者”。郝经上《立国规划》三十余条。忽必烈又问“当今急务”，郝经“举全国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一针见血”，忽必烈“皆以为善”。郝经的建议，有些虽不能当即实施，但后来元朝树立后，“凡更张准则”，采用郝经建议“约十六七”。自从灭金今后，蒙古军就开端南下，力求赶快并吞南宋。郝经对此持否定态度。他向忽必烈叙述“古之一全国者，以德不以力”的前史经验，一起经过对蒙宋两边状况的剖析，以为蒙古国是“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凄凉于下”，而南宋其时则是“君臣辑睦，政事修明，无衅可乘”（《元史·郝经传》）。因此建议不要当即伐宋，应把首要精力放在清除弊政，遵用汉法，选贤用能，创法立制，减轻赋税，屯田垦殖，稳固内部，使“全国一新”。 宪宗八年（1258），当蒙哥汗命忽必烈分兵征鄂，大举南侵之时，郝经一再向忽必烈致论，亟言不妥南下。忽必烈先是以现已和蒙哥汗约好联合攻宋，不能间断为辞，否定了郝经的建议。但当蒙哥汗死于合川垂钓山，阿里不哥图谋篡位，要挟到忽必烈汗位继承权的时间，忽必烈开端采用郝经的建议。适值南宋奸雄贾似道派间使称臣纳币请和，忽必烈遂出师北上，归定大事。此间郝经被任命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

　　元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授郝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令其出使南宋议和。郝经一行，以何源、刘仁节为副使，高翿为参议，苟宗道为书佐，随团成员还有马德磷、孔晋等数十人。郝经此行，引起了大蒙古国内部一些汉人世侯的吃醋，平章王文统暗里指派将军李璮侵扰宋境，妄图假南宋之手损坏订定合同。南宋奸相贾似道也对郝经一行的到来极度惊惧。惧怕曩昔冒功鄂州（今湖北武汉）却敌的劣迹暴露，竭力对立郝经进入宋境。[3]  郝经原计划经涟州入宋，但李璮劝他们回来，理由是他告行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人已为宋楚州安慰所杀。郝经不为所动，转道宿州五河风餐露宿，拖延近五个月，方于当年秋末进入宋境。但是一入宋境，贾似道便密令淮东制置司以李璮发兵犯境为托言，把郝经一行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从此身陷囹圄长达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郝经曾屡次上书南宋君臣，但在贾似道的阻挠下，全部尽力均付之东流。为了策反郝经，贾似道谎报元廷兵乱，几回派人诱降，均遭郝经痛斥。又派人假扮匪徒夜闯囚所威胁、隔绝日子供给等，也未能不坚定郝经的毅力。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率兵伐南宋，又命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郝经之弟行枢密陪都事郝庸入宋，质问信使无故被拘一事。南宋朝廷哑口无言，再加元军所向无敌，不得不派总管段佑以礼送郝经一行北归。元世祖忽必烈也派枢密院官及内臣近侍远道迎候。[1]  十二年（1275）夏，郝经一行回到了离别十六年的大都，忽必烈赐宴于廷，恩赐有加，并向郝经咨以政事。是年秋，病卒。谥文忠。[4]

　　著《续后汉书》、《春秋别传》、《周易别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真观》、《通鉴书法》、《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陵川集》等专著数百卷。版刻存世的有《续后汉书》与《陵川集》。《续后汉书》，元延祜年间印行，明收入《永乐大典》，清收入《四库全书》。其时，乾隆皇帝《御题郝经（续后汉书诗四首》，歌曰：“身充信使被拘留，两国恰逢建计投；愿附鲁连未遂志，空言思托著书酬。”……后来，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上海铅印出书，上、中、下三大册，书名顶头加有“国学根本丛书”的标志。随之，1958年商务印书馆北京第2次版印，中华书局1988年北京第三次版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有“台北版”书名《郝氏续后汉书》。《陵川集》录入郝经诗作423题，670余首；赋15篇；论说、辩解、书、传、铭、序、记、碑志、祭文、宏辞、表奏等各种散文190余篇。元延祜年间印行后，至明代流散民间。幸遇泽州沁水县的李淑渊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当官，偶见几本《陵川集》，认“公郝经乡前贤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逾二十年始得全帙”。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印行面世。[5]

　　辛亥（1251）年春，29岁的郝经在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市）贾副元帅家就教，一位陵川道士，赴燕都上香朝拜，过保守时，向郝经泣诉了家园大众深受蒙古官僚压榨而颠沛流离的凄惨现象。当郝经听了家园道士的苦诉，不光是泪水淌流，又火冒三尺，愤笔写下了《河东罪言》，冒着意外的危险，上书给蒙古统治集团，出其不意的是，忽必烈没有责罪郝经，反而召纳郝经于王府。他深感这份“民书”血淋淋的重量，“民失，江山倒”！ 1260年3月，忽必烈登帝位，当即颁布政令，清除了蒙古诸王直接向种田人纳税的权力，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北方人的担负。

　　郝经出使宋朝，被贾似道幽禁在真州。这一囚便是整整十六年，其间，元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郝经被拘几年后，在1274年从宋人供食的活大雁中挑出一只强健能飞的，系蜡书于雁足，放飞大雁。“中统十五年”实为“圣元五年”，郝经被拘于宋，不知元朝改元的事，所以他依此推之为“中统十五年”。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受命出使匈奴，被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对苏武威胁利诱，招数使尽，但这个汉朝忠臣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并索还汉使苏武。匈奴人理亏，谎报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得密报，知道苏武仍在世，就谎报大汉皇帝在上林苑射雁，其间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批注他自己仍在北方沼地中被困。这一招管用，笃信“怪力乱神”的匈奴人错愕，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文史的力气真大，郝经据此表演“真人秀”，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线]

　　毕沅   ：”经为人，尚时令，为学务有用。“（《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7]  刘秉忠：”经之为人，尚时令，为学思致用。“（《畿辅通志·卷一百三》）[8]

　　修改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四》有传。《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畿辅通志·卷一百三》均有业绩记载。

　　修改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7日5版宣布题为《我国蒙古史学会学术讨论简介》的文章作了如下评述：在宋元战役初期，蒙古国建议战役的最大的意图是掠取财富，满意经济上的贪欲，到忽必烈时，宋元战役的性质已发生了改变。郝经较早地提出了“汉法”建议迁都燕京，与南宋议和，偃兵息民等，均为忽必烈所承受。他屡次命令禁暴行，使蒙古军根本上中止了掳掠与滥杀。忽必烈能适应前史趋势，总算一致了我国。[5]

　　郝经对立“华夷之辨”，而推重“四海一家”的思维，建议全国一统，完毕自唐朝末年以来的割裂状况，但又对立不同族群之间的等级观念。郝经又建议凡事不用尽都师法古人，提出“不用求人之法以为法”，以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着重文人写文章时应当“皆自我作”。表现了激烈的常识文子思维自在和立异的认识。他的《内游》《养说》二篇发挥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观点，着重主体精力的自我涵养，提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养说》）。从而关于文章写作，他也着重“皆自我作”，“不用求人之法以为法”、以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答友人论文法书》）。这儿表现出激烈的自傲和立异认识。

　　郝氏注重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内涵涵养的锻炼，且将充分学养的规模限制在理学思维之内。在谈到书法学习的目标和进程时，他提出了彻底理学化的次序。他以为：“今之为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 ‘道’之所 在。尚友论世学古之人，其学识，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间矣。而后为秦篆汉隶，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颉原意，立笔创法，脱去凡俗，然后熟临二王正书……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收支二王之间，复汉隶秦篆皇颉之初，书法始备也。”(《移诸生论书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