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他一生胸怀救国之韬略、心念民众之福祉，忠职勤政，鞠躬尽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给世人留下了忠厚仁慈、朴实无华而崇高的元帅形象。他和他融入的那段历史曾经震撼过亿万人民……

  2013年7月16日，应四川省南充市旅游局邀请和委托，由西部风情杂志社组织的陕西6家新闻媒体、13家旅行社一行22人组成的考察团，随川、陕、瑜南充旅游线路考察团近百人来到地处南充市仪陇县马鞍镇朱德故里景区，参观“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和“朱德同志故居”。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 馆名由题写，据朱德故居管理局局长兼“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馆长龙腾飞介绍，纪念馆于1979年经中央国务院批准修建，1982年建成开放。2004年以后，按照“一定要把朱德故居保护好、一定要把朱德故里建设好”的重要指示，当地政府对其纪念馆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和改扩建。改扩建后的纪念馆建筑面积3760平方米，分为序厅和四个陈列厅、遗物厅、临时陈列厅。在2100平方米的展区内通过400多件实物、图片资料、多媒体、场景及艺术品等展示手段，围绕“人民的光荣——我们的总司令”这一主题，展示了朱德“从爱国主义名将到马克思主义者、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到红军总司令、从八路军总司令到总司令、开国元勋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朱德，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家庭。佃农家庭的生活是清苦的，这使朱德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和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

  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命运。他六岁时入私塾，十九岁考中秀才后科举废除。1906年，二十岁的朱德先后进入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高等中学堂，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时称新学）。一年后，二十一岁的朱德考入四川高等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在此期间，朱德既接受了强兵救国的人文思潮，也接受了教育救国的意识形态。1908年，朱德毕业后与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高等小学堂，推广新学。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新学。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

  1909年，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从副班长逐级做到司务长。他对蔡锷很敬佩。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代理队官（连长）。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在实践过程中，朱德自发地采用游击战术，总结出“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的战术原则，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

  讨袁护国战争中，蔡锷秘密返回云南后，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誓师讨袁。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他的衣帽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泸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滇军名将。

  驻泸州期间，朱德结交进步人士，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朱德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胜利的果实转眼间被袁世凯窃取。护国战争的胜利也没有如朱德初衷——使中国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而是：“风雨突变，军阀重开战”。朱德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救国道路。

  1920年冬，朱德率兵回到云南后，历任云南省警察厅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等职，当朱德了解到中国在上海成立，蓬勃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是领导的，认定这就是自己所要寻找的党，因此他决心加入中国。当他来到上海找到当时党的负责人陈独秀，要求加入时，陈独秀认为他当过高级旧军官而未答应他的入党申请，但这并没有动摇朱德入党的决心，他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自费出国学习作准备。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的要求。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共同介绍，朱德秘密加入中国。在德国期间他因积极参加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到驱逐。

  1925年7月，朱德离开德国后抵达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必要时拉上队伍上山打游击” 的战略原则。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前往南昌组建第三军队教育团，为我党秘密培养军事干部，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人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一到南昌，就住在花园角2号朱德寓所，朱德详细地向他汇报了南昌军队的情况，并把南昌市街道图以及绘制的敌兵力分布图铺在桌上。周恩来看后称赞道：“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朱德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在南昌举行起义。他利用特殊身份，了解敌情，并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1927年8月1日，朱德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举行南昌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在三河坝兵分两路。朱德率领部分兵力阻敌以防抄袭主力后路，在完成阻击任务后，起义军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思想上和组织上也相当混乱。而此时，部队还经常受到地方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林中宿营；时近冬日，官兵们仍然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无处筹措粮食，常常饿肚子；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补充。在此情况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部队仅剩800余人，战斗力越来越弱。当部队走到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召开了军人大会，朱德首先站出来讲：“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仍旧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这800余人就在朱德的激情和信心鼓舞之下最后稳住了。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并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同时，在朱德云南讲武堂同窗好友，时任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帮助下，使这些在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瞬间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他力换狂澜于既倒，保存余部，开展山地游击战争。1928年初他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余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部上井冈山，与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四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从此，“朱毛”开始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

  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实力。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于一个月后与共同总结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朱德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与指挥了全部的反“围剿”。前三次反“围剿”，他与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已被撤职，他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掉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使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打下遵义后，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危急关头，朱德坚决支持，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会上，严厉地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并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同志，丢掉根据地，牺牲众多人命，他坚定不移地支持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并尖锐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最后，会议选举为常委，恢复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同一起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朱总司令在紧要关头总是挺身而出，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正是在遵义会议后，有了、朱德、周恩来等领袖集团的结合，才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于1935年6月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的决策，坚持南下。他威逼朱德公开谴责党中央、，企图另立中央，裹挟朱德支持他南下的主张，朱德大义凛然的说：“北上抗日是党中央的决定，中央的正确路线，我举过手，我不能反对！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隔断我和的联系。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朱德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1937年9月21日，抗战爆发后，朱德提出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他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

  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提出的大生产运动。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六十。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1947年11月，朱德亲自领导、指挥了“石家庄战役” 攻坚战，并取得了胜利，为我军攻取大城市取得了经验并在全军推广。为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濮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他协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六十三岁了。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建国后他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对人民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乘舰出海检阅。在军事理论和实践方面，他卓有建树，对丰富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朱德一贯重视经济建设，关心国计民生。他除参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外，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还提出过许多创造性的意见。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检验，证明他的见解仍然充满着勃勃生机。

  1940年，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那时，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不但停发第十八集团军的薪饷、弹药和补给，还封锁通商渠道，使陕甘宁边区的土特产品销售不出去，所需的物资购运不进来。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实行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在倡导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及时地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亲自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当时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烟罕见。朱德带几个人员翻山越岭，日踏荒川，夜宿破窑，实地勘探研究，于1941年3月间正式下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其后，朱德又多次到南泥湾视察，对指战员讲述“屯田政策”的意义，勉励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经过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南泥湾这块荒芜的土地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成为“陕北的江南”。

  “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大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这是对朱德的首创精神十分公正的评价。现在，南泥湾精神在人民军队中代代相传，成为人民的优良传统。

  在战争年代，只要具备条件，朱德总是主张进行经济建设。早在1946年2月延安各界庆祝和平、民主的大会上，他就号召：要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升个人的生活水平。1947年11月，朱德在部署、指导石家庄战役期间，还到冀中进一步探索生产建设的情况，对冀中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认为土地改革后一定要全力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农业、工业、合作社要发展，交通运输、商业要发展，银行工作要加强。要不失时机地把生产建设搞上去，以支援解放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1948年8月，朱德撰写了《我对于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的意见》，对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方针表示赞同，并提出补充意见。他认为有五种经济形式：一、国营经济。这是主要的领导成份，也是国家掌握的最主要的经济命脉。一切银行、铁道、矿山、大森林等等，都应由国家来直接经营。没收来的“四大家族”的财产也应由国家经营。二、公营经济。这是由各机关、学校、团体所经营，是国家经济的补助部分，补助国家经济的不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在总计划内配合国营生产。三、合作经济。应以发展生产、运输、信用为主，而不应只限于消费。由政府组织群众来办，并加以扶持，但不是包办。四、公私合营。这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与私人合营，一种是公营事业与私人合营，都是集股公司性质。五、私人经济。这应受到国家的保护，给以一定的发展。

  早在1948年1月，朱德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上就指出：军事工业要帮助民用工业的发展。全国解放以后，为了迅速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军事工业仍集中了许多重要设备和技术人才。朱德认为，这是国家一笔很重要的财富，绝不能闲置和浪费。

  1956年8月，朱德撰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其中，论述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精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应最好能够降低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只有这样，国防建设的速度才能真正加快，才能够生产更多的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来充实国防力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转到为战争服务。”

  1957年4月，朱德视察了中南、西南、西北十多个省市后，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改革体制和建立四级财政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体制改革和四级财政的建立，推迟了若干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逐步推行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国务院提出要建立乡级财政。实践证明了朱德上述创见的正确性。

  朱德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倾注过许多心血。全国解放后，朱德先后找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叶季壮、林海云等谈话，交换意见。他主张：在加强领导的前提下，放开手脚大进大出，以出带进，以进养出；以扩大出口换取的外汇向工业先进国家引进科学技术、产品和原材料。

  朱德指示有关部门，除大力搞好传统产品如丝、茶、菜、果、杂、手工艺品等的生产、收购、包装、运输以外，还应全力发展淡水和浅海的水产养殖事业，扩大水产品出口；要开辟新的出口途径，改出口原料为出口新产品，逐步打开国际市场。朱德曾于1958年5月致函党中央和，主张“在外贸工作方面应该改进外汇分成办法和改进外贸体制”。

  朱德从我国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劳动人口众多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认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是单打一地搞粮食生产，“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如果只搞粮食，农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

  1954年，朱德视察广东时对陶铸说：广东得天独厚，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当全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甘蔗、鱼虾、养蜂、菜果、茶叶、蚕丝、药材等项生产，还可在海南、湛江一带发展橡胶、咖啡、可可、剑麻、油棕等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指出：“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面，我国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优良的地理条件，可以种植各种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作物，出产各种有用的土产、特产，如丝、茶、药材、水果等等。”又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丰富的资源，……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方针。”此外，朱德还提倡全力发展山区经济，在山区更应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发展，不但在农、林、牧、副等各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推广到水产、煤炭等方面。朱德同志这一有深远影响的创见，得到完满的实现，并将继续发展。

  朱德曾于1957年和1963年两次赴海南岛视察，历时近一个月。他先后向中央和等提出了开发海南岛的建议，内容主要有：（一）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二）海南岛在农业经济方面实行多种经营，尤其以优先发展热带作物为主要方针，不宜过多地搞粮食作物；（三）发展水路交通，修建军港商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对外贸易基地和旅游胜地；（四）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在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上支援海南岛的开发。

  朱德这些卓有远见的主张，二十多年后，终于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198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开始迈出开发宝岛的步伐。现在，海南已经建省，大力放宽开放政策，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各项事业正在大发展。朱德是人中第一个飞到海南并最早倡议开发海南的。

  朱德的许多创见，是从逐渐完备的实践中产生，经得起长时期实践的检验，历史将公正地评价他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创见的历史价值。

  朱德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在他看来：奢侈浪费的风气不是小问题，只追求个人享受，不愿意艰苦奋斗，“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而“勤劳和节俭，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

  1960年10月30日，朱德作诗一首：“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种感慨，是他长久躬身实践的总结。

  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总司令，朱德始终和战士们一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爱国将领续范亭曾经这样评价朱德：“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无独有偶，美国记者斯特朗第一次见到朱德时，难以相信他竟然是一个浑身沾满尘土，穿着蓝灰色衣服，简朴得像个农民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保持着简朴的作风。难得的两身较好的外衣，也只是参加重要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仍换上旧衣服。他在家里的衣服，已经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打了补丁。有的衣服实在太破，不能再补，还舍不得扔掉，要求两件拼成一件。

  朱德的饮食格外的简单。据他的厨师回忆，工作日里，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吃饭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的饭菜仅仅是一碗米饭、三盘小菜、一个汤。三盘菜里，一盘半荤半素的菜，一盘素菜，还有一盘常常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普通的鸡蛋汤或青菜汤。晚饭则更简单。有时来了客人，顶多让厨师多做一两个菜，从不铺张浪费。对此，朱德曾经告诫厨师：“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粗粮、小（青）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为此，朱德每个月都要亲自检查家里的伙食账本。

  在家里如此，去各地视察也是如此。朱德外出视察，不仅拒绝迎送，而且坚持依规定用餐，从不接受吃喝一类的招待。1958年，朱德到新疆伊犁考察工作，吃饭时看见接待人员要开酒瓶子，便说：“不要开了，都是自己人，又不是外宾，别浪费了。”

  1963年，朱德在广西桂林视察工作期间，每餐剩下的豆腐乳，他都告诉服务员不要丢掉。在他看来，豆腐乳的黄豆是农民洒汗水种出来的，要制成腐乳又要经过工人多道工序的劳动。因此，如果吃不完就倒掉，那就对不起农民和工人了。

  朱德不仅自己做到勤俭节约，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子女独立生活以后，经常教导他们要学会勤俭持家，精打细算过日子，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女儿朱敏刚参加工作时，生活没经验，花销无计划，经常成为“月光族”。朱德便教女儿勤俭持家的方法，要求她每个月有计划地把一些钱存到银行。有时，朱德还会突然询问子女油盐酱醋和各种米面的价格，借此考察他们是否会过日子。

  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子女写了这样的条幅，要求他们“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他给孩子所穿的鞋，通常都是从军队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们上缴的旧鞋，衣服总是大孩子穿了再留给小一些的穿。他经常告诫孩子们：衣服的最大的作用是御寒，只要穿上暖和，干净，就是好衣服。

  朱德主张：“衣、食、住、行以及日用等方面，无论是现金和物资，凡是可以不花的，就尽量不花；凡是可以少用的，就尽量少用，节省下来的现金和物资，都应当储蓄起来。这样日积月累，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朱德一生俭朴，但这并非是说他要求大家过“苦行僧”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上，他很关心部下。当然，物质生活的关心要讲原则，那就是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

  在他看来，为了恢复体力、脑力，满足工作需要，应该对某些人（如技术人员等）多给些或给好些。“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绝对平均分配是错误的，过求‘节省’实是悭吝，变成了守财奴，这种只有经济的原则而忘记了政治的原则，也是错误的。”

  朱德常说，条件好了，不要忘本。他和全家每年都坚持吃几次野菜，在他的眼里，野菜是当年的“救命粮”，常吃它，忘不了过去；当管理部门对他的住房提出修理建议时，他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当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外出期间，在路上看到垃圾堆里有废铁丝，他就停下来用手杖把它拨到一边，告诉随行的同志收起来备用。

  当前，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一场反腐风暴已经席卷全国。而我们的开国元勋朱德勤俭节约的作风，早已为广大员作出了表率，同时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深深思考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