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的临近海岸，木制小渔船驶向大海捕捉鱿鱼。在大西洋的另一端，马力强劲的游艇快速离开巴哈马群岛首都拿索，船上搭载着希望寻找巨大海豚鱼、刺鲅和枪鱼的观光者。

  但至少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渔业捕捞官方数据中，这些捕捞渠道并不存在。全球数据库世界渔业和水产业（SOFIA），通常被认为是海洋食物资源信息的“圣经”。SOFIA包含的信息仅仅是各国提供给FAO的数据，但这些资料质量参差不齐，而且通常会忽略渔业现状和非法捕捞等。

  Daniel Pauly沉溺于寻找那些被遗漏的渔船和它们从海洋里捕捞的数不清的食物。这位语调温和但言辞犀利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海洋生物学家始终致力于将这些资料公之于众。在毁誉参半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他为自己设置了艰巨的任务目标，即找出他所谓的世界渔业的“真正捕捞情况”。他希望有关数据可以帮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控制资源和为居民提供食物。

  现在，他正走向任务的顶点。在今年年底，Pauly团队将出版所有数据的全球图集，计划首次揭示出该研究预计的世界渔业的真实年产量。之前发表的出版物揭示，相关数字至少比发达国家提供给FAO的数字高50%，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更高。Pauly表示，这一些数据描绘了海洋现状的暗淡前景。

  尽管FAO的官方数字建议，近年来海洋捕获物的数量已经趋于稳定，但Pauly的工作揭示，全球海洋捕捞量在下降。相关讨论并非仅局限于学术层面。Pauly表示，捕捞物的下降将意味着一些国家的渔业存在过度捕捞问题。“这是最可怕的部分。”

  从小生活在内陆国家瑞士的Pauly似乎没理由花费毕生精力研究海洋问题。但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研究渔业科学，并希望能到发展中国家工作。

  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来到亚洲，从事渔场管理方面的工作。1999年，Pauly奔赴北美洲西海岸，担任“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主管，该项目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皮尤环境组织联合发起，致力于研究渔业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Pauly负责了该项目的建立、领导和发展工作，项目具体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全世界捕捞了多少鱼？它们涉及哪些种类？如何改变才能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和避免破坏海洋环境？“根本问题是，全世界实际捕捞量是多少。”Pauly说。

  起初，Pauly在很大程度上依赖FAO的数字。“我多年分析FAO的数字，而且我认为它们像你能获得的所有数字它们有起伏，而且最终能平衡。”他说。但跟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关注数据间的细微差别，Pauly想到自己忽略了很多主要的因素。“我注意到这不是例外而是规则，这让我感到担忧。”他将自己清醒认识FAO数据的过程描述为“失恋”的过程。

  Pauly表示，问题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当人们不知道时，他们会写上0。”而且，渔业部门报告称没有捕捉一些特殊物种，或者不存在小规模的自给性捕捞（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捕鱼）。“但这些反映不确定性的温和的0变成了冷酷的0。”

  这让他意识到下一个现实，有人需要肩负重大责任以修正该问题，并且“由上而下再造该领域的统计数据”。

  1998年，Pauly写文章建议开展该工作的一个方法。他提议研究人员通过检索旧的、港务监督记录、航空照片、渔民访谈和已出版的科学报告，修改捕捞数据。

  Pauly表示，该方法依赖这样一个共识：渔业是一个社会行为。渔业影响着购买海产品的餐厅和市场和相关船只建造和燃料供应者。“不有几率存在一个渔场，但没有有关数据。”他说。

  在过去，FAO和“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所得出的数据之间有巨大差异。Pauly表示，近年来，两个数据集在不断接近。有关数据修改工作由“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的Dyhia Belhabib牵头，其工作主要沿西非海岸进行。

  Belhabib预计，在过去40年里，塞内加尔的实际捕捞量比官方数据高4倍。不过，在过去10年间，这一差距在缩减。她的分析还显示，近年来，非法的、未受管理和报告的捕鱼从塞内加尔的水域获得了价值3亿美元的鱼产品。“我们不希望它真有这么多，我想塞内加尔应该进行更好的监控。”

  有迹象表明“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正在产生一定的影响。2014年，塞内加尔渔业部查封了一艘俄罗斯渔船，并指控其在塞内加尔水域非法捕捞。该国政府最后成功从船主那里获得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该部门引用了“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的数据。

  Belhabib表示，两年前，人们“可能说我们是局外人，是害群之马”。但在与西非政府合作过后，她说：“我认为这出现了变化。”

  目前，“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与大西洋沿岸非洲国家渔业合作联盟部长级别的会议达成了协议。目标之一是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自己的捕捞数据重构能力，同时也呼吁成员国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自己的数据。

  但并非所有人对该工作都如此积极。来自法国和塞内加尔的一组研究人员质疑了Belhabib分析使用的许多假设。该研究小组认为“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忽视了很多类型的渔业间存在的重要不同。作者推断称，相关重建工作产生了过高的评估结论，“可能会带来不适当的管理建议”。

  对于这项工作，Pauly收到了大量褒奖，但也树敌颇多。他对海洋保护问题直言不讳，并喜欢对那些控制全球大量渔业生产的跨国公司指指点点。

  Pauly寻找发展中国家真实捕捞量的部分动机是帮助这些国家控制自己的资源。他表示，大量批评来自那些认为他倒向了非政府环保组织怀抱的人。Pauly对鱼类种群数量下降的尖锐批评也让他身陷尖锐的斗争中，尤其是与美国华盛顿大学Ray Hilborn的论战。作为世界渔业研究领军人物之一，Hilborn完全不相信“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得出的数据。“他们只是使用了某人的意见。我认为他们只是在风中撒尿。”

  华盛顿大学的另一位渔业科学家Trevor Branch则更加乐观。他表示，捕捞数据是“至关重要的”，Pauly等人的重建工作“非常有价值”。但Branch还认为，在缺乏一个给定海洋物种丰度信息的情况下，不能只使用捕捞数据评估渔业现状。

  但Pauly认为，捕捞数据是许多鱼类的唯一消息来源。实际丰度数据的收集价格昂贵且耗费时间，因此捕捞数据不得不用来评估某些物种的现状。

  这一争论分裂了渔业界。但没有人能否认Pauly的影响。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渔业研究者Boris Worm是为数不多的与Hilborn和“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成员都合作发表过论文的人之一。他使用“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和其他来源的数据估算了全球鲨鱼的死亡率，结果显示，全球鲨鱼捕捞量是FAO记录的3~4倍。

  尽管存在争议，Pauly似乎并不苦恼。实际上，他的态度让人们觉得似乎没什么能折磨他。他的生活让他走遍全世界，并让他确定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张章）

  人脑计划（HBP）将听从批评者、评审者和调停者的意见。近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该耗资10亿欧元的项目的理事会批准了调解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这将对HBP的管理和研究规划进行改革。

  这个饱受批评的项目欢迎变革。“我们很高兴理事会能采纳这些建议。”调解委员会成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神经学家Peter Dayan说。去年，他与数百位研究人员发表公开信，要求对HBP进行改革。

  相关报告承认对HBP的现有批评是正确的。报告提到，该委员会“主要支持和强调了科学界有关该项目的目的、科学方法、管理和管理事务等方面的部分批评”。

  调解委员会表示，目前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管理的HBP，应该由新的国际实体运营。HBP 发布的一份新闻通告称：“在向该目标迈进的第一个坚实的步伐中，理事会建立了一个由前任和现任国际科学组织领导组成的管理事务委员会。”（它们包括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空间局和欧洲分子生物学研究室。）

  该委员会还对如何更好地关注HBP科学项目优先顺序和采取更透明的管理以降低利益冲突提出了建议，并且它提到认知神经学的一个子项目实际上应该是被加强了。理事会主席、EPFL教务长Philippe Gillet表示，HBP“全体一致”同意了这些建议。

  Gillet说，理事会会议上“没有紧张气氛”。“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Gillet强调，一个如此大型的项目在进展过程中做改造并非不同寻常，HBP慢慢的开始了改革。“这些建议对我们很有用。”他说。

  “有点讨厌。”该项目最激进的批评者之一、葡萄牙神经系统学家Zachary Mainen说，“他们正试着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的影响最小化。当然他们承认犯了错误并将采取非常不同的路线是好的。”

  虽然Mainen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但他也表示，问题是改革将怎么样做。“我们将明白他们是不是真的严肃对待这件事。”（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