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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发展的策略，自实施以来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然而，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体化战略目标也在逐步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体制与机制障碍依然是主要瓶颈。

  文章认为，在全面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不断的提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层次，必须重塑促进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一定要通过深化改革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对应的保障。而改革能否实现预期，重点是方法与路径的正确性。在选择改革路径时除了要遵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外，可以用传统经典经济理论如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创新网络理论的指导，驱动长三角在构建一体化的政府、推进产业调控体制等方面做持续、深入的改革。通过改革既能克服现有障碍，又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为国家整体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持。

  文章具体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成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及其影响，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改革路径和措施，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中央政治局于2024年4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员会议，主要议程之一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水平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会议指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更好地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注1）。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部分地区）作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点之一。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还能进一步发挥各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然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涉及到诸多领域的深度改革和政策协调。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对长三角一体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构有利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十分必要，深化改革已是不二的选择。传统经典经济理论为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框架，通过对政府调控机制、金融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问题的探讨，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如何在新质生产力新背景下，有效驱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迈向新高度，成为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希望研究成果能为长三角地区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长三角一体化必要性的研究。长三角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长三角地区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三省一市的经济总量和对外开放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

  张壹帆，陆岷峰（2024）认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提升经济、优化城市发展，还能有效应对环境挑战，实现区域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协同不足，整合各地资源，通过一体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助于提升整体竞争力。

  王威, 喻新安（2023）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区域内城市发展互补性增强，但城市间交通、信息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待提升。一体化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区域吸引力。但长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黄浩（2023）认为一体化有助于强化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实施统一的环境标准和政策，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具体内涵的研究。长三角一体化涵盖了经济、制度与文化三个维度，只有在这些方面实现协调发展，才能为区域的整体繁荣奠定坚实基础。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区域经济的深度融合，即三省一市应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和市场一体化方面协调发展，以提高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王庆，张怡（2023）认为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和科技创新资源的共享，对于实现区域内的人才、资本和信息自由流动至关重要。陆岷峰（2024）指出制度创新是实现长三角高度一体化的关键。通过完善区域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政策与法律框架，可以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合作。而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也很重要，这有利于长三角区域的和谐发展。长三角区域的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各地在发展过程中应尊重和传承地方特色文化，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感。陈芳,涂宇（2023）认为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人文一体化，有助于形成内在的区域认同和整体凝聚力。

  新质生产力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研究。新质生产力作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引擎，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区域协同，全面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陆岷峰.张壹帆(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指在信息化、数字化浪潮中产生的新类型生产力。其特点是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促进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旨在通过区际合作，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

  陈燕玲，游佳佳（2023）认为一体化战略包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新质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核心驱动力作用，推动了各地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

  张壹帆，陆岷峰（2024）基于新质生产力的长三角一体化研究，认为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通过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二是人才聚集，吸引高素质人才，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三是科技创新，推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加快形成经济新动能。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目标实现路径的研究。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此，陆岷峰（2024）认为，必须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尤其是高效的交通网络和信息化设施。同时，优化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协作，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王钺（2023）强调政府在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方面应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确保经济一体化顺利推进。关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社会协调问题也很重要，融合不仅是经济上的，更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整合。

  陆岷峰，欧阳文杰（2024）认为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促进不同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此外，加强区域间的人才流动和文化交流，增强区域内部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从空间布局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长三角一体化，需要科学的空间规划，合理分布产业和人口，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和中小城市发展滞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徐胜，梁靓（2023）认为各地应协同制定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政策，提升区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现行的研究成果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必要性、内涵及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新质生产力新背景下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研究不多。文章创新点在于在综合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成就以及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及其影响，延伸探讨导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障碍的体制与机制原因，得出改革需要贯穿长三角实现一体化战略全过程的结论。

  而要确保改革路径的正确、有效性，文章认为传统经典理论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具有指导价值。因此，文章提出了在经典理论指导下助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具体改革路径和若干措施。通过严谨的分析链，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些发展障碍，影响了一体化进程。根本上看，一体化属于生产力范畴，是以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系统优化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其发展必然受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唯一解开这种制约的方法是深化改革，为一体化发展提供相应的体制与机制环境。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以来，在经济发展、交通网络建设、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发展模式不仅为中国其他区域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长三角地区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舞台上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和竞争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始于2010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三角区域规划，提出以上海为核心的“一核九带”布局。2018年，习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推动现代化经济结构形成。201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聚焦协同创新、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等八大任务。2020年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可复制的经济一体化模式。

  202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强调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从发展平衡、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规划的指引。

  2023年11月30日，习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强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科技和产业创新协同、完善一体化发展机制、推进开放和生态保护，提升安全发展能力。这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扩大制度型开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在经济、交通、科技、生态等多个领域都形成了系统的支持性政策和规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区域内部资源和服务得到了更为高效的配置和利用，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均位于全国前列，显示了这一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突出地位。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和效率上，更体现在创新和开放程度上。以上海为核心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具备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

  同时，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如南京和杭州，在科技创新和互联网经济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区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上升（见表1），体现出其整体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这些数据和事实共同表明，长三角一体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巩固了其作为中国经济重要引擎的地位。

  长三角一体化后的，通过高铁、地铁和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实现了城市群的“同城化”发展。特别是沪苏通大桥、沿江高铁、沪甬铁路等重大交通项目的建成，使区域内城市间的通勤时间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化，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使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区域协同方面表现更加突出。

  数据显示，沪苏通大桥通车后，南通至上海的通勤时间从过去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物流成本降低了20%。同时，沿江高铁和沪甬铁路的开通，使得周边城市与上海间的通行更加便利，极大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长三角一体化交通网络不仅便利了民众出行，还促进了区域内资源流动与整合，为长三角整体繁荣奠定坚实基础。这一网络的建设，是长三角地区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长三角一体化后，科技创新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上海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圈带动了江苏、浙江和安徽三地的科技资源跨区域整合与共享。根据统计，长三角地区已建成20多个全国性科研基地和创新平台，例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G60科创走廊等，为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三角地区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0%，其中企业研发经费占比超过70%。这一期间，区域内专利申请数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比如，G60科创走廊已吸引了超过30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形成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新能源等产业集群。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极大地提升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成为长三角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资源的共享和集聚效应不仅增强了区域竞争力，极大地释放出巨量的新质生产力，也为中国整体经济的创新驱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长三角一体化以来，区域内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区域各地通过共同推进长江大保护行动，生态修复成果显著。水资源方面，2022年长三角区域的主要河流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7.9%，较2018年提升了1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方面，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20%，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这表明，生态环境的显著提升为居民生活带来直接好处。

  公共服务领域，长三角地区实现了医疗、教育、社保等资源的跨区域共享。例如，长三角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已覆盖地区95%以上的医疗机构，大大便利了居民的医疗服务。教育方面，区域内高校联盟的建立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提升了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社会保障方面，养老、医保等政策实现无缝对接，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明显提高。

  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更通过有效的生态治理和公共服务资源整合，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尽管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近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若干障碍和挑战。主要面临的行政区划分割、政策协调难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一体化及环境治理等问题，这些障碍的存在对长三角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尽管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地理相邻，但各地政策和行政事务各自为政，无法实现协同效应。虽然政府层面已有若干协调机制，但地方利益和政策差异使资源配置不均、项目推进受阻，影响了一体化协作的效率。行政壁垒在经济政策、市场准入及公共服务领域尤为显著。不同省级行政单位经济政策分歧，如税收优惠和外资引进政策差异，导致企业投资困惑。

  市场准入的规范差异，使跨区域商业活动面临困难。公共服务差异，如教育、医疗、交通等，也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在资源配置和市场一体化方面，区域分割状态使得企业和居民难以在整个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和资源共享，从而限制了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长三角地区整体经济实力强劲并在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内部各省市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上海和江苏、浙江两省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显著领先于安徽，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远超平均水平（见图1）。

  相比之下，安徽经济发展速度虽在加快，但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安徽的交通网络和公共设施完善程度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影响了资源和人力流动效率。公共服务方面，长三角核心区域教育、医疗等资源丰富且质量高，而安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导致人才流动和人口聚集出现不平衡，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此外，长三角内部各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各异，一些城市侧重制造业，另一些则专注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带来了竞争而非合作，阻碍了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而人才资源不均衡分布的问题更加剧了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州和杭州等大城市，限制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潜力。这种不均衡导致资源配置不均，区域间的竞争力差距拉大，使得整体区域难以形成一个有机、协同发展的经济体，进而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集聚和提升。

  长三角地区的交通网络已较为发达，但城市间和区域间的基础设施连接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不同城市间的轨道交通系统缺乏无缝衔接，物流网络布局也需进一步优化。信息基础设施的落后和互通性不足，阻碍了区域工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增加，长三角地区的交通运输压力显著上升，导致交通基础设施逐渐暴露出不足。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中的拥堵现象不仅影响居民出行，还对货物运输产生负面影响，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见图2）。

  交通需求的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的不匹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尽管政府已经采取增加交通线路和频次及提升科技应用水平等措施，但仍未完全解决问题。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限制了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长三角地区以工业密集和经济活力闻名，但也面临严重的环境治理挑战，尤其是在空气质量和水资源保护方面。工业重地的身份导致该地区消耗大量化石燃料，如煤炭和石油，排放大量有害气体，例如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导致空气污染频发，雾霾天气增多，居民健康受到威胁。

  此外，水资源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工业废水处理不当，使有害化学物质流入河流湖泊，水质持续恶化。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灌溉和居民饮水，还破坏了生态系统，威胁珍稀水生物种。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各地环境治理标准和力度不同，难以形成合力，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及区域可持续发展。这不仅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削弱了区域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动力，进而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构成制约。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其一体化发展成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要激活长三角一体化的新质生产力，必须直面其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既有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壁垒和市场机制障碍，也有上层建筑层面的协调难题和不平衡发展。

  在长三角地区尤为显著。各省市在经济合作中，常常因产业规划、税收政策、财政补贴等方面缺乏统一协调，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利益，跨区域经济合作往往面临阻碍，从而削弱了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和效果。

  2018年，上海市工商联联合苏浙皖三省工商联对1635家企业进行了调查，旨在梳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痛点。结果显示，半数企业认为，数据共享程度低、标准不一是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51%的企业指出，区域规划各自为政，导致公共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难以共建共享。近9成企业表示需要降低区域间贸易成本，加强产业集群；57%的企业认为产业规划缺乏协同；41%的企业表示产业扶持政策趋同。跨区域合作平台构建与地方行政矛盾不易协调。地方在发展自由裁量权上受到执委会制度限制，发展质量标准有了硬性规定甚至更高要求，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制度交易成本和经济转型成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构成了重要障碍。

  比如，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人均GDP均超10万元，而安徽仅为7万元。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72232元，是安徽的2.5倍。在长三角地区，GDP超10000亿元的城市有8个，其中江苏占4个，浙江占2个，而安徽只有合肥 （注2）。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省市政府发展重点不同。江浙沪地区更注重社会福利和公共管理，而安徽则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因而引发区域差异壁垒。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提出后，地方保护主义仍存在。

  空间上的行政划分造成行政管理性壁垒，各地方政府为保护自身利益，限制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区域经济不正当竞争，增加了市场主体成本，不利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降低了区域整体竞争力。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受到行政区划分割的影响。各地在行政上独立，导致跨地区协调难度增加。特别是在大型项目推进过程中，常因各地行政审批程序不统一而延误进度，不仅降低效率，也拖累区域经济发展。

  如长三角各地环境技术和收费标准差异显著。江苏省自2016年起，废气排污费标准从1.2元/污染当量涨至3.6元，并在2018年涨至4.8元；而浙江省从2014年起，该标准从0.7元涨至1.4元。这样的差异导致小规模排污企业可能因成本考虑，搬迁至收费低的地区，造成污染源转移，无法有效解决区域内污染问题 。

  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一个显著的经济问题。由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的不均衡，使得商品、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整体活力。

  在金融合作方面，2009年3月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第九次协调会首次设立了金融合作专题，标志着长三角金融合作进入了深度融合阶段。经过数年发展，上海无可争辩地成为区域内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然而，据实证测算，上海的金融业虽然在区域内表现出色，但其发展成果并未与其他中心城市（如杭州、南京、苏州）共享。区域内次级金融中心与上海之间的金融鸿沟将继续撕裂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可能性，建立金融发展的共享机制已迫在眉睫。市场发育和监管水平的不平衡导致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和流动受限，不仅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限制了整体经济活力。

  具体而言，金融合作的不足，特别是在长三角区域内，凸显了这一问题。尽管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取得显著成绩，但其发展的红利未能有效扩散至其他区域城市。如此一来，上海的卓越发展反倒加剧了区域内的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金融资源的集中。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改进和完善市场机制，尤其是在金融合作领域，仍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在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监管水平的差异是关键性障碍。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合作需要更高程度的协调与共享，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区域内的金融壁垒，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力。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着区域间不平衡的问题。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资源和人才，而周边城市发展相对落后。这种不平衡导致各城市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目标难以统一，成为一体化发展的障碍。不协调的发展使区域产业布局缺乏合理性。尽管上海第三产业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3.3%，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产业结构则较为相似，第二产业占比在40%至45%之间，第三产业占比在50%至55%。由于缺乏区域对接与协调机制，各省市优先发展的产业相似度较高。

  例如，2021年安徽省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超过27%，江苏和浙江均超过14%；三省的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7.0%、17.6%和15.5%（注3） 。目前，长三角地区超过50%的城市以生物医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主导产业，并将商贸物流、电子信息、软件、金融、旅游等列为优先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化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需要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来加以解决，需要通过改革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的问题来加以解决。改革贯穿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全过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繁荣的必然要求。

  三角一体化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促进了区域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和政策框架，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环境治理等关键领域，提升了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这种深刻的改革为区域内各城市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区域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长三角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的“三放一优”政策，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市场透明度，为一体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环境。通过相关立法可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信心，推动跨区域合作走向深度。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关键。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铁路和港口群的升级，区域内部交通运输成本显著降低，促进了区域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通过消除区域间的制度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提升和产业集群的形成，成为激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和路径。

  改革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创新提供制度环境。取消过时的监管措施，开放市场准入，增强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不仅解决了资源浪费问题，还提高了整个区域的生产效率。从产业结构调整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科技创新的激励到社会保障的完善，改革带来了全方位的系统性改进，保证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区域协同创新体制的建立破除了行政区划限制，使科技、信息和资本的合作更加深入。改革推动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让一体化成果惠及全体居民，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通过构建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和完善的法律法规，激发了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使长三角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改变形成了长三角一体化内部源生动力和外部的驱动力。

  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理论的方法与视角是多种多样的。而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创新网络理论 (见表2)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现特别是路径的选择上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通过应用这些理论，可以实现长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长三角地区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取得更大成就。

  由匈牙利经济学家贝拉·巴（Béla Balassa）提出，该理论探讨了通过减少和消除经济壁垒，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和资源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路径。具体而言，巴提出了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到完全政治一体化的五个发展层次。该理论对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通过制定统一的经济政策、降低交易壁垒、实现资源互补与产业协同，区域内城市可以在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实现深度合作，推动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由美国学者爱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该理论主张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中心和外围国家的差异，中心地区往往占据经济优势，而外围地区则资源与技术相对落后。中央要素如资本和技术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区，使外围地区被边缘化。此外，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对理论的发展亦有贡献，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根据该理论，中心地区通过控制外围地区的资源实现经济优势。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借鉴这一理论，应重视平衡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崛起，实现区域内部资源和利益的共同分享，避免区域经济的不均衡状况，推动整体区域的繁荣。

  由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提出。该理论强调，经济活动应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进行，主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强调经济发展应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这一理论从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角度出发，倡导经济活动需考虑环境成本，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为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该理论为区域的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指导，鼓励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应用，建设生态文明，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由德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西班牙经济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共同提出。该理论强调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特别是通过形成区域内外的创新网络，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和应用。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网络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有助于形成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互联互动，为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动力。长三角地区应基于此理论，构建区域创新合作平台，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并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以上对四大理论的探讨，可以看出，这些理论在不同层面和角度为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指导，促使长三角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区域平衡、环境保护与创新驱动，从而达到区域的全面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事关国家整体经济布局与未来发展。为了更好地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到位，基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指导，以深化改革为抓手，紧扣激活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深化改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的有效实施。

  为了推动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政府治理体制改革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政府应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减少繁琐的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可以为企业和个人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动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这不仅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还能为区域内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其次，要完善区域内的法治环境，确保法律法规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健全的法治环境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法律保障，使其在运营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更需要有一套透明、公开且稳定的法律制度来支撑。

  第三，通过制定统一的经济政策、降低交易壁垒，实现资源互补与产业协同，区域内城市可以在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实现深度合作。政府应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使各个城市在合作中不仅能够分享资源，还能有效地分配责任和利益，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水平。

  第四，现行的政府职能分散且层级过多，难以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各级政府密切配合。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缺乏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和制度。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可以有效整合资源，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跨区域合作缺乏法律保障。目前的合作主要依赖地方政府间的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和长期稳定性，容易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加强法律保障，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为跨区域合作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基础。

  推进产业调控体制改革和产业布局优化升级，需要从改革体制、优化布局、科技创新和平衡区域发展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协同努力，可以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区域整体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一是推进产业调控体制改革。产业调控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各省市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以实现错位发展与有机协调。通过优化政府职能，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二是推进产业布局优化与升级。长三角地区各省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主导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避免同质化竞争。同时，注重协调区域间的产业布局，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加强区域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是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应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此外，还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搭建创新平台，吸引高端人才，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

  四是重视平衡区域间的发展差异。长三角地区要在实现区域整体繁荣的同时，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内资源和利益的公平分享。通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落地，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从“单点突进”到“全面提升”的转变，形成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和共同繁荣。

  深化交通物流管理体制改革和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首先，深化交通物流管理体制改革。这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协同合作，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物流管理的效率。具体而言，需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交通物流信息平台，实现不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降低物流成本。此外，应推进物流标准化建设，规范运输过程，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其次，强化基础设施之间的联通，尤其是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高效联通。高效的基础设施联通能够极大地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益。为此，应加快推进跨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如高铁、公路和港口等，以构建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以加强区域内部的联系，还能促进区域间的合作与融合。

  第三，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可忽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确保区域内信息流通的畅通和数据资源的共享显得尤为重要。建设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增强企业对市场的敏感度，从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光纤宽带的覆盖力度，推进5G网络建设，以及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

  第四，加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交通物流管理体制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制定鼓励和扶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也应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积极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中来，实现互惠互利。

  深化公共产品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联动机制，唯有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实现区域内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首先，推进教育领域的跨区域合作，构建共享资源的平台。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区域内各地市资源禀赋各异，教育水平参差不齐。通过建立跨区域的教育合作机制，如教师交流、课程共建、优质资源共享等，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教育质量，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为区域内学生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其次，深化医疗健康服务的跨区域协同，提升医疗服务的均等化水平。长三角区域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病患在寻求高质量医疗服务时常面临困难。通过建立区域间医疗健康协作机制，如专家团队轮换、远程医疗、医疗信息共享等，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尤其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区域联动机制的完善可以提高应急响应效率，保障居民健康安全。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跨区域对接，保障公共服务的连续性和普惠性。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差异，不仅对跨区域人口流动产生影响，也可能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或在不同区域之间实现政策互认和接轨，可以确保流动人口在就业、养老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四，建设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联动机制，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要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充分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过建立健全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服务的便捷性和易获得性，使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享有更高质量的服务，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通过深化区域利益分配机制改革，统一各区域发展的目标、改革区域考核机制、建立分润机制，并以市场手段调整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可以更好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各区域的市场作用能力，更能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深化区域利益分配机制改革，提高市场作用能力。现行的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实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因此，必须深化改革，合理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优化资源分配，使各区域能够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有效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整体发展的均衡。

  其次，统一各区域发展的目标，改革区域考核机制。各区域的发展需有统一的方向和目标，以避免因政策不一致导致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同时，现有的区域考核机制存在局限性，往往重视短期绩效，忽视长期发展潜力。因此，需要对考核机制进行改革，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将绿色发展、创新能力、人民生活质量等长期指标纳入考核范围，从而促使各区域注重可持续发展。

  第三，建立公平合理的分润机制。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长期存在，部分发达地区积累了大量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则难以摆脱贫困循环。建立分润机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合作项目等方式，将发达地区的部分经济收益适度分配给欠发达地区，帮助其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应以市场手段调整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区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的活力，而市场手段在调整区域经济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鼓励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区域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行政分割和壁垒，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速度，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加快推动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开放、协同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首先，要建立数据交易所，促进数据资产在区域内和全国范围内按市场规律流动。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市场化配置将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数据交易所，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的跨区域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各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为企业创新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激发市场活力。

  其次，要加快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从土地资源来看，应优化土地利用效益，鼓励土地置换和跨区域流转，确保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从资本市场来看，应完善投融资机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推动资本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使资金能够充分支持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第三，加强劳动力市场改革。要建立健全跨区域的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体系，提升劳动力的流动性。通过职业培训、技能认证等措施，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养和竞争力。同时，应加大对人才引进政策的支持力度，建立柔性引才机制，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第四，要加快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统一大市场不仅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还包括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此，需要完善市场规则，减少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市场壁垒，确保各类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平竞争与自由流动。通过建立健全统一的市场体系，既能提高市场整体效率，又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促进全国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为了提升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合并，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有效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首先，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如过度集中的资本配置和金融资源的高度集中，限制了金融资源的灵活配置。通过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释放金融活力，增强区域内经济主体的融资能力，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

  其次，加快区域内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等中小金融机构的合并速度。中小金融机构在区域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面临着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特别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已很难生存，业务呈萎缩性发展。通过合并，可以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区域中小企业，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打造以上海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为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战略落地。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绿色金融的发展愈发重要。通过金融手段支持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减少污染，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助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金融不仅仅是金融领域的一种创新，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第四，建设生态文明和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环境质量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鼓励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也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深化管理方式改革并构建区域创新合作平台已成为促进区域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深化管理方式改革，构建区域创新合作平台，不仅能够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升区域科技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还能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首先，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至关重要。科研院所和高校是知识与技术创新的源泉，而企业则是实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因此，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应该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联合攻关和项目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这样的合作既能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也能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实力与社会服务能力。

  其次，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是推动区域科技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建立区域创新合作平台，整合区域内的科技资源，形成创新要素的聚集和流动，使得各类创新主体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信息、技术和市场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各方的创新潜力。这不仅有助于打破区域间技术壁垒，还能形成良性的创新生态链，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加强科研投入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和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提升区域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和制度设计，激发企业内生的创新动力，提高技术创新的市场转化率，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提升区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产业链和创新链，增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提升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传统经典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深化改革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发展路径。通过资源配置优化、要素流动自由、市场激励机制完善，提升了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和协调性。长三角地区在产业体系升级、科技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是这一战略成功的重要见证。未来继续深化改革，加强区域协同治理，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才能进一步巩固现有成果，实现长三角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宏伟目标。

  注1： 新华社，《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习主持会议》；[EB/OL].[ 2024-04-30 ]. 注2：易凌,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突破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制障碍[EB/OL].[ 2021- 06- 24]. 注3： 刘治彦.魏哲南,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策略[EB/OL].[ 2022-10-30].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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